一位準媽媽的擔憂：台灣，要許給兒童什麼樣的未來？

Helen／新北市高齡產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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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聞衛福部4月13日就「開放單身女可以合法施行『人工受孕』及『試管嬰兒』」的連署案召開協作會議，聽取各界意見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。喜的是，政府珍視民間意見，對台灣社會有越來越多高齡、未婚的單身婦女的生育需求，予以正視，憂的則是，人工生殖政策一旦開放，許給台灣未來兒童的，會是怎樣的一生？

首先來談生育權。生育是天賦人權，無論男女、有沒有結婚，只要有健康的生殖能力，人人都有生育權，法令並沒有限制，因此沒平等或歧視與否的問題。

生育權一詞，隨國際社會的人權概念形成及婦女運動發展而被接受，首次被提出是在一九六八年聯合國國際人權會議通過的《德黑蘭宣言》：「家庭及兒童之保護仍為國際社會所關懷，父母享有自由負責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之基本人權。」較完整的定義在一九七四年聯合國通過的《世界人口行動計畫》：「所有夫婦和個人都享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其子女數量和間隔，以及獲得有關的知識、教育與方法的基本權利。夫婦和個人在行使這種權利的責任時，應考慮他們現在子女和未來子女的需要以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。」

也就是說，生育權的內涵，為夫妻或個人要不要生育、生育次數及生育時間與相關資訊取得，到養育子女及對社會負責的任務，夫妻有同等的權利及共同的責任，亦即婦女得享有平等的生育權。依此，國家及社會有義務確認及保障其生育權，但不孕者可以此來要求國家社會為其解決不孕之症嗎？生育權的內涵，是否擴及為不孕者解決不孕問題，在此有很大的討論空間。

隨著不孕夫妻日增及人工生殖技術發展，已有部分國家接受人工生殖技術，協助不孕夫妻及婦女進行生育。由於人工生殖取代自然繁衍，乃至血親與婚姻關係，涉及生命、家庭、倫理、法律等複雜層面，因此各國對人工生殖之施行，基於保護家庭及兒童之權利，多採嚴謹的態度，有條件開放。我國人工生殖的施行僅限於不孕夫妻，理由是「基於維護生命之倫理及尊嚴，人工生殖技術應以治療不孕為目的，而非作為創造生命之方法。」

如今，有5000人連署，以「每個人應享有平等的生育權」，要求開放單身女也可合法施行人工生殖手術，這對現行制度無異是一大挑戰，例如，生育權既是天賦，人人得享有，不能生育者還可以要求他人為其解決不育之症嗎？若對單身女開放施行，那麼跨性別者、女同志、男同志是否也可以「每個人應享有平等的生育權」，要求政府准予施行？甚且進而要求開放「代理孕母」，以確保其「平等的生育權」？

若上述「平等的生育權」一一落實，那麼台灣未來的兒童，可能會出現新一批族群，「捐精子女」、「捐卵子女」，或者這些兒童可能會有「生理（捐精）父親」「生理（捐卵、子宮）母親」、「養父」、「養母」，或一個母親、兩個或三個母親、兩個或三個父親。而這群未來的兒童，在四月十三日衛福部進行的協做會議上，注定無法以「利害關係人」身份出席。

不過，在歐美國家中，已有越來越多的捐精子女，公開向社會發聲：
「接受捐精生育的人，只在乎自己，很難接受自己無法擁有孩子，並經常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他人之前，卻忘了他們的孩子需要親生的父母。」
「你為什麼這樣對我？」
「我不知道我父親是誰。」
「我的父親是精子捐贈者， 這就是為什麼我恨我的出生！」
「爸爸媽媽這是小孩的基本權利，不應由少數人改變家庭的結構。」
「捐精後代就像實驗室的白老鼠。雖然有人認為有愛就夠了，但大眾可以從我的案例中看出，愛並不能克服一切。」

這些捐精後代的最大感受，就是擁有親生父（母）親的基本人權被剝奪了。也因此，聯合國一九六八年提出生育權概念之初，開宗明義正是：「家庭及兒童之保護仍為國際社會所關懷」，聯合國《兒童權利公約》亦言：「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，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。」「盡可能知道誰是其父母並受其父母照料的權利。」「（締約國）盡其最大努力，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共同責任的原則得到確認。」就連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》公約中，就家庭及婚姻關係等，也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。

綜上述，當政府官員及學者、民間代表要討論是否對單身女開放施行人工生殖的政策議題時，不但要釐清「平等的生育權」的內涵及權利主體，檢討現行政策、教育及社會資源為何不利單身女進入婚姻及適齡生育，還要站在更高的位置，以未來的眼光，聽取更多人工生殖或捐精二代者的聲音與研究論證，來正確地面對兒童權益和（單身女）生育權利之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