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欄】台灣人權運動的大迷航（三）

李禎祥
2018年12月31日
https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a6524c6b-1cac-4194-b462-d4dad1c1fab0?fbclid=IwAR0lxnpj1FcRNrx2fw7dGI3dXC_NrqFg4ziBShDYiMQ2j_J_wMF-2JPQ1ZU

西方的「性平」走向「去性」，絕不適用台灣

「性別平等教育」是另一個「名實不符」的顯例。理論上，性別平等是指男性、女性、變性、跨性平等，都不可歧視，都必須尊重；但實際上，西方國家的性平教育卻是走向去性化、性別中立、抹除性別界限。這以瑞典的情形最誇張，已經逆轉到連幼稚園教學都開始避免使用「他／男生」（han）、「她／女生」（hon）這些名詞的地步。台灣激進同運對西方國家亦步亦趨，「性平」遲早會變成「去性」。同婚修法計畫廢除夫妻、父母稱謂只是第一步，更大的落實以及更激烈的爭議，會在教育現場。

這裡再度提醒，真的不要罔顧國情照抄歐洲。台灣是「南國」，處於熱帶和亞熱帶環境，陽光燦爛，色彩繽紛，男性和女性意象都非常飽滿、恣意綻放，跟寒溫帶、冷色簡約、意象相對單調的西北歐，不一樣就是不一樣。「性平」是百花齊放，「去性」或「性別中立」是百花一色，意義截然不同。瑞典的教育已被該國學者批評為「性別瘋狂」，台灣這個生機盎然、性別意象華麗鮮明的國家，如果變成性別的「永久中立國」，不是更瘋狂？

西方國家這種「性平真相」，筆者假設激進同運是知道的，如果不知道，更沒有理由推動性平。如果知道，這就形成一個弔詭局面：輿論、學界、青年、藝文娛樂界所力挺的「性平教育」，和激進同運所推動的「性平教育」，名同而實不同；雙方都使用「性平教育」這個名詞（理論），但雙方所認知的「性平教育」內容（實際），落差很大。理論和實際的落差越大，越容易操作不實宣傳和詐騙。

和同婚一樣，性平教育也需要清晰的思辨。激進同運常愛舉2000年的「葉永鋕事件」為例。這位國中生因為與眾不同的「性別特質」（女性化）而遭同學霸凌，不敢上男廁，最後不幸死亡。沒有錯，這確實可以是「性平教育」的重要素材，問題是它跟「同志教育」沒有必然關係。第一、我們無法確定葉同學是不是同性戀者；第二、以男人來講，異性戀者有很多比較女性化，令人誤以為是同性戀；同性戀者也有很多相當男性化，令人誤以為是異性戀。既然如此，同志教育為什麼要掛勾性平教育？真正在葉永鋕事件最有發言權的，是跨性別認同者，而不是同志。如果同志搶發言權，不就強化外界對男同志「娘娘腔」的刻板印象？

國中小真正要力推的，是反霸凌教育

其實，國中小要避免葉永鋕事件的發生，應該是推行「反霸凌教育」，教育學生幾個簡單重要的守則：「愛護同學，不要欺負任何同學」、「不要因為別人看起來不一樣，就欺負他們」、「誰欺負誰，就報告老師」；而不是把事情複雜化，教他們情感教育（男愛男、女愛女、女愛男、男愛女）、性教育、同志教育，以及兩者合成的「同志性教育」。一個學生必須接受這麼多「教育」，才能愛護同學、不欺負同學嗎？可見國中小實施同志教育，是一種掩護策略，其實另有目的。

這也難怪，外界認為國中小實施同志教育，意在使更多人成為同志。這是因為同性戀（至少是同志戀行為）有先天因素，也有後天因素，「後天誘導」是同運最大罩門之一（對此他們只能一味否定），牽涉許多直男直女被「掰彎」成同男同女的實例。即使是成年人都會「轉性」，何況是性別意識模糊的國中小學生。如果國中小實施同志教育，男女生即可能因為單純喜歡同性同學，而自認或被暗示是同志，進而體驗同志性行為，進而成為同志。也有不少人，先被同志誘導，好不容易出離時，已被吃過、肛過、性侵過了，留下心靈的陰影與創傷。此例在台灣很早就有，只是礙於情面，很少浮上檯面（特別是男性，更難開口）；即使媒體報導，新聞須臾即逝。

如上所述，同志結婚不是單純的同志結婚，性平教育也不是真正的性平教育。激進同運操作這些名詞爭取大眾支持，從大眾的誤解中獲利，這是民主社會一大隱憂。筆者觀察台灣人權運動三十多年，還沒看到一種社運「名實不符」的情形像激進同運這麼嚴重，還能捲起這麼大的風潮。當台灣人好不容易從「九二共識」、「一個中國」學習簡單的名實之辯時，「同志婚姻」、「性平教育」這種複雜的名實之辯又洶湧而至，造成社會分裂。台灣人容易被騙，於此又得一證。

激進同運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比較

事實上，激進同運和共產主義運動有很多相似處：都是左派革命（性革命、政治革命），都訴求弱勢、控訴迫害；都充滿激情、目空一切（特別是對家庭、道德和宗教）；都要顛覆體制、重寫遊戲規則（不同點是暴力路線和民主路線）；都贏得知識分子支持，都擅長包裝宣傳鬥爭，也都有嚴重「名實不符」的情形，因此都能席捲大量認識不清的群眾。但台灣和歐洲最大的不同是，歐洲有層層疊疊迫害同志的紀錄（特別是納粹時代），台灣明明就沒有，竟也搞到社會分裂，實在不可思議。

悲哉，台灣流行跟風趕潮，還沒把一個議題研究清楚，就不擇手段推動，損失不可收拾。如今民進黨騎虎難下，恐怕也將玩火自焚。因為照大法官釋憲，2019年5月民法同婚即將生效；而生效之日，就是更激烈對立展開之時，這把火將會燒到2020年民進黨下台為止。民進黨下台，力挺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對中共勢力進逼更無招架之力。一旦中共控制台灣政局，不管挺同反同，大家受害一同。這一連串骨牌效應，能在哪個關節卡住？嚴峻考驗台灣人的智慧。

最後要提的，也就是危機之四，是台灣人權界、親綠學者、進步知識青年（後兩項，以下簡稱知識界），在這場激烈對決中，嚴重一面倒，產生群盲現象。比起同樣一面倒的媒體，這是台灣更深沉的危機，因為自1987年解嚴以來，真正推動台灣民主自由人權、而且在關鍵時刻發揮決定力量的，就是台灣人權界和知識界。其中有很多仁人志士，充滿理想和道德勇氣；而青年學生則充滿熱情，耐勞忍苦，果於行動；還有一些筆者認識的同志朋友，天真善良聰穎，卻憂鬱壓抑敏感。這些都是筆者所敬愛者，這次卻栽了大觔斗，令人痛惜，這也是筆者決定寫這篇文章的主因。深入檢討，事有必至，因為台灣人權運動陷入了大迷航。

台灣人權界與知識界栽觔斗，主要原因有四：一是同運議題極其複雜，論述真偽難辨，容易誤判；二是激進同運強打人權牌，訴求自己是人權受害者，似是而非，但包裝相當成功；三是同溫層效應，特別是社群媒體，早已進入「大同」境界，異議不是被打壓，就是很識趣的消失。而人權界與知識界是社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，大家都會看風向，不想當烏鴉，以免傷感情，結果就是造成「一言堂」和「群盲」效應。

台灣人權問題現勢：人民互相迫害才是主力

四是台灣在李登輝大刀闊斧進行政治改革之後，大約從民進黨2000年執政開始至今，人權迫害的大勢已經從「國家迫害人民」轉為「人民互相迫害」；換言之，站在民間的角度，外在矛盾已轉為內在矛盾，社會內部「非政治性的人權迫害」問題才是主力，而且愈演愈烈。然而台灣人權界與知識界昧於形勢，仍以他們熟悉的「民間社會對抗國家機器」的觀點和做法，處理人權問題。結果可想而知，該打的沒打到，不該打的用力打。這使得人權工作和廣大民意脫離，悖離人權運動幾十年來「和受難者站在一起」的軌道，一路航向衝突爭議的大海。

「廢死運動」是最典型的例子，不知流失民進黨多少選票。撇開其他無數爭議不談，廢死運動比起撲朔迷離的同志運動，至少有兩點更容易破解：第一，它違反現代刑法的「比例原則」。在比例原則下，輕罪不能重判；反過來說，重罪也不能輕判。然而廢死要求「零死刑」，殺再多人也不必死，悖理自不待言。第二，廢死根本不是世界潮流。歐洲看似一片廢死，那是歐盟以「廢死」作為加盟條件，不廢死就別想加入。這種高度政治性操作，讓爭議性極大的廢死政策到處插旗，再來騙台灣說是「世界潮流」，說明歐洲左派運動自欺欺人的功夫真是一絕。

廢死運動接不到台灣的三層地氣

台灣廢死和同運一樣，都是接歐洲左派的「空氣」，而不是接台灣的「地氣」。台灣的「地氣」有三層：第一層是人們相信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必須符合貨真價實的「比例原則」（報復式正義）；第二層是如果不報復，那就請凶手展現最大的誠意，懺悔、發誓、發願、彌補，讓死者家屬願意原諒你再說（修復式正義）；第三層是慘案一發生，人們一定會同情死者、苦主，盡可能安慰和協助死者家屬，而不是站在凶手的立場講話。至於凶手是不是失手或被迫行凶，台灣人自有評斷，不會一味要求償命。

從這三點，就能了解台灣的廢死運動為何一直招致非議。它既放棄報復式正義，也不嚴申修復式正義，也不以實際行動關懷死者家屬，反而為凶手發聲，儘怪罪於社會。廢死運動最有力的理由，是要救濟冤案，這在技術上很好解決，而且不是台灣人非議廢死的重點。台灣人更憤怒的是，凶手只要做做樣子（裝後悔、抄佛經等），連修復式正義都省了，就可以讓法官判決免死。對這種「交相賊」情況，廢死運動卻也選擇沉默。2012年「台南男童割喉案」的凶手狂言：「犯案前有上網查過，現在台灣殺一、兩個人也不會判死刑」，更是點破台灣人的恐懼。廢死走到這步田地，人權光環已經黯淡，該檢討的不是社會，而是廢死運動本身——無獨有偶，激進同運也愛怪社會。

台灣的廢死運動顯示，當殺人主角（迫害生命權者）從解嚴前的「政府」轉移到解嚴後的「人民」，特別是這些年凶殺案越來越隨機、殘酷、頻繁之際，部分人權運動者仍昧於形勢，向政府施壓，將不是冤獄的死刑執行當成人權迫害。而且在國內反廢死仍為民意主流之時，廢死勢力（包括國內外壓力）已經成功架空民意，迫使政府十幾年不再執行死刑（若干破例除外）。

廢死運動者是否意識到，那些主張死刑的人，正是在表達對是非公理正義的關切，正是在強力聲援人權，正是在為受苦受難的人講話——這不就是人權運動者所要結盟的對象？兩方明明都關心人權，卻搞到雙敗雙輸，主張廢死的人大失民心，主張死刑的人充滿挫折，唯一得利的是迫害人權的凶手。如果台灣獲得「亞洲第一個廢死國家」的稱號，那真是恥辱的印記。

筆者深知，台灣廢死運動的工作者及支持者，有許多令人尊敬的仁人志士。因此筆者下筆也感到掙扎。但有時指出盲點，可能是最好的幫助。筆者誠懇呼籲，如果要放棄「報復式正義」的話，請務必提出令人信服的「修復式正義」對策。這對策，絕不是讓受刑人每個月繳錢給受難家屬就算了，這點應該不難理解吧。

跟受害者站在一起，不要跟加害者站在一起

更宏觀看，廢死運動走到一個很詭異的局面（當然，這不是廢死運動者的本意）：再度回到戒嚴年代「跟加害者站在一起」的位置。戒嚴年代國民黨是最大加害者，人民渴求公理正義人權，才支持黨外、民進黨和各種人權運動；而人權運動者也跟受害者站在一起，因為人權運動必受打壓，所以運動者與受害者具有高度同理心。然而解嚴後，打壓減緩，局勢丕變，在種種因素作用下，人權運動開始「西化」。新一代運動者很多是學院派出身，嫻熟西洋理論學說，但跟基層人民隔閡，沒有受害同理心；雖然滿懷理想，卻跟同溫層以外的社會大眾缺乏對話能力。

對此，筆者只能提醒，社會大眾雖然不擅「理論」，但他們每天都在「實際」裡面打滾，對「實際」一清二楚。人權運動一定要把握「實際狀況」，再用理論來歸納分析、整理重點，這不就是簡單的學院派道理？要對話，其實不難的。

筆者觀察，戒嚴年代的人權運動，理論簡單卻能引起共鳴，而且重視理論與實務的一致性；如今的人權運動，理論複雜充滿爭議，而且對實務產生的矛盾束手無策。台灣的工商業非常重視「品管」，這是信譽保證，但品管在運動界是不存在的。運動者認為只要立個法、丟給政府執行，就不甘我的事；偏偏最會出問題的，就在執行階段。

台灣的恐怖實際：加害者有保護傘，受害者活該倒楣

新一代的運動者，最不懂台灣的「實際」情形之一，就是台灣對加害者的懲罰機制薄弱，對受害者的救濟機制不足，這跟先進的歐美國家不同。也因此，主流民意偏向嚴懲加害者，因為他們很清楚酒駕、毒駕、販毒、詐騙、貪污、舞弊、性侵、殺人、黑心食品等案件的加害者，在台灣有各種辦法可以不起訴、免刑、輕判、假釋、脫產、潛逃和官官相護；相對的，在這些案件中結結實實遭受人權侵害的人，往往含冤吞淚，索賠困難，官司曠日廢時，救濟形同虛設。

君不見，每當校園發生狼師性侵案件，校方常以校譽為優先考量，設法掩蓋，縱放狼師。這就難怪父母對國中小實施「性平教育」如此反彈，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孩子受到傷害，師長跟家長不會同心。更別談2012年台南男童割喉案、2016年內湖女童砍頭案，都在向社會示範，隨機凶殘殺害幼童的人，不僅死刑可免，連修復式正義都不必，不知傷透多少父母的心。人權運動搞到後來，如果讓廣大的父母擔憂憤怒恐懼，那它還有多少公信力？

筆者再一次強調，人權運動對相關資訊的掌握，非常重要。根據衛福部2016年發表的〈105年度台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統計資料調查〉，推估台灣900萬名18至74 歲的成年女性中，約有48萬人曾遭受性暴力，其中近8萬人遭受「非親密伴侶」（例如陌生人）性侵。隔年衛福部又發表統計，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〉實施20年來，性侵受暴人數多達13萬1134人（其中女性9成，男性1成）。這是通報案件，實際遠高於此。驚人數據擺在眼前，這些受害婦女不正是女權團體最該關注的對象？然而這兩次數據發表後，女權團體可有深入的追蹤、相應的行動？還是忙著和同運團體聯手，推婚姻平權、多元家庭、性平教育？

有慈悲沒有智慧，將催生新的專制獨裁政權

放大視野，台灣人權運動還有更大的危機。戒嚴以來，人權運動基本上是走「放手路線」和「慈悲路線」，政府干涉越少越好，刑罰越輕越好。加害者坐收人權運動的紅利，卻沒有更收斂，反而更肆無忌憚，受害者只能哭喊正義。這種情形，和戒嚴年代國民黨肆無忌憚迫害人權，受害者只能哭喊正義如出一轍，真是無比諷刺。套佛家術語，這是「有慈悲沒有智慧」所產生的「慈悲障」。無怪乎近年歐美極右勢力大興，因為執政主流的左派空有慈悲（過度或不當推行爭議性的人權和福利政策），卻缺乏解決矛盾、務實應變的智慧。

同理，台灣的人權運動若因慈悲作障，引起爭議，又沒有智慧回應變局，化解危機，遲早會失去受害者的信任；受害者和支持群眾將會求助強大的公權力，以嚴刑峻罰保障「社會安定」和「社會秩序」。稍有歷史感的人都知道，這百分之百會催生出專制獨裁政權，而且在利益交換下，即可為不講人權、強調「維穩」的中共，鋪好接收台灣的紅地毯。到時人權成果歸零，民主白忙一場，家庭無從保護，下一代不再幸福。挺同不挺同，同入紅色牢籠；宗教自由更別談了。照目前情勢來看，發生這種悲劇的可能性越來越大。

台灣人權運動確實陷入大迷航，因而無法建立大戰略，令人扼腕。問題之解決，其實簡單到不能再簡單：你現在的敵人，就是你真正的朋友！以激進同運來講，反方很多人並沒有「反同」，他們也關心同志人權，更關心兒少人權；以廢死運動來講，反廢死者對受害人的疼惜，對人權正義的捍衛，絕不輸給贊成廢死的人。這些人不會把「愛台灣」掛在嘴邊，卻用實際行動愛台灣，絕對能成為人權運動可大可久的支持力量。人權運動者必須擦亮眼睛，捐棄執見，服務真正的受害者，廣結所有支持人權的力量。請拿出智慧，往大局著眼吧！